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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关于业主“非理性”维权、违法维权的消息时有所闻，有的甚至形成了群体性事件。如河南濮阳县警方发布消息，4月30日上午，濮阳县未来城业主郝某兴等人因不满该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及停车收费项目，纠集该小区70余名业主，拉扯条幅，呼喊口号，非法组织游行示威，造成城区红旗路路段大面积拥堵，严重影响交通秩序，郝某兴等四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3日。业主维权触犯了法律受到惩处，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如何防患于未然，引导业主有序维权，有关部门仍然需要认真思考，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今年3月，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发表论文《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公共教育领域为例》，其汇总2007-2017年数据发现，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支出）基本保持在94%-95%。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支出责任。

然而，“港独分子”仍不肯罢休，近日又写信给美国国务院，抹黑香港政制“日渐背离民主”，美国应取消“香港关系法”下对香港特区的特殊待遇。“民族党”还声称，即便知道这样会对香港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仍妄言“香港已没有资格在美国各种关系中，享有特殊地位的权利”。

所以对于产业政策的分歧似乎很难缩小。针对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没有相反事实做比较，大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证明成功和失败跟产业政策有关或者无关。《财经》：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很多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有什么特征？张军：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能看到这些政策中有成功和失败的。中国的产业政策基本都是针对某个地区的政策，即使那些看起来是关于发展某个产业的支持政策，也基本上是落实在地区层面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民企基本面还谈不上已触底。“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民企债发行人的利润增速普遍高于国企债发行人，但进入2017年以后，这一趋势发生反转，并且民企债发行人落后的程度在扩大。”天风证券固收研究团队表示，民企债基本面尚未出现拐点，各项支持政策有助于改善优质民企债投资意愿，但市场对民企债整体风险偏好修复还需等待。

所以在中国，尽管存在着由产业政策所设定的纵向扶持或者支持的机制，但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横向的竞争机制。中国的产业政策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即使有产业政策的支持和扶持，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在发展某个特定的产业上有作为，某些地方可能成功，更多是市场的筛选结果；第二，它至少部分对冲了纵向的产业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中性的；第三，因为地方政府的介入和支持，很多产业政策出台后都可能带来该行业过度的进入和投资。我觉得，企业过度进入对产业发展有好有坏，坏的地方大家谈的比较多，但进入形成的学习过程以及技能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是有用的。